聂元梓：我和王大宾、蒯大富商量成立一个“北京公社”
1967年1月，夺权风暴从上海开始，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支持下，先是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之后，在山西、黑龙江、贵州、山东等省，造反派和部分支持他们的“革命”干部联合起来，进行了夺权行动。在北京，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造反派“领袖”当然也不甘落后，纷纷行动起来，把夺权的手伸向了北京市。
早在“文革”初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就已经被夺了权，中央任命李雪峰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所领导的市委被称为“新市委”。由于在工作组问题上听从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新市委”犯了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从1966年8月中旬起，李雪峰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只有第二书记吴德和后派来的刘建勋、丁国钰等干部和部分市委工作人员还勉强维持着日常工作的运转。
时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聂元梓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1966年11月19日至12月16日到上海串联和煽风点火，回来后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报。1967年1月16日，江青、陈伯达召见了聂元梓和她的助手孙蓬一。1月17日，聂元梓根据江青、陈伯达的授意，组成了“夺权指挥部”，孙蓬一、徐运朴任夺权指挥部指挥。1月18日，聂元梓召开北大各单位文革主任联席会议，提出“要立即组织人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和北京市委各部夺权。要赶快行动，去晚了就不成了”。会后大批人连夜出动到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夺权。1月20日，《新北大》刊登了聂元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万岁》署名文章。
聂元梓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号召，让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中央的文件和报纸上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必须紧跟啊！我就到地质学院去找王大宾，正好蒯大富也在那里，还有其他学校和单位的人也在那里，大家就商量如何联合起来夺权。当时，上海夺权以后成立的机构，开始不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而是叫作“上海人民公社”。我和王大宾、蒯大富商量，成立一个“北京公社”（全名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为夺权作准备。……我们已经联络起来一批工厂、机关、学校的群众组织，决定在广播事业局大楼设一个点，一个联络站。广播事业局大楼在复兴门外大街上，地点适中，便于全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往联络。
出现纷争：韩爱晶不买聂元梓的账；蒯大富指责聂元梓想当北京市市长
当时，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力量，如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后称为“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后称为“二司”），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后称为“三司”）。这三个司令部下属的组织以及一些全市性的工人组织都争先恐后地参与了北京市的夺权行动。
1967年1月17日，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同日，北京市光华木材厂造反派夺了全厂党政财权，中央文革小组抓住这个典型，在1967年第3期《红旗》杂志上刊登了《夺权之后》的长篇文章，对这起造反夺权行动大加赞扬，提出以“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主旨的四条所谓“纲领性意见”，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中央文革小组还派人到京西门头沟矿区秘密召开会议，部署和实施夺权行动，造成京西矿务局上下一片混乱。北京市工矿企业迅速出现夺权混乱局面，群众组织林立，夺权与反夺权的纷争激烈，停产武斗事件多次发生，管理机构瘫痪，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夺权之风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各县（区）、乡普遍发生由于夺权引发的两派武斗现象。
1月18日，韩爱晶领导的北航红旗造反派组织在北京空军的支持下，联合他们支持的全市性工人组织包括“红色造反者”、“革命造反者”和一机部革命造反总部等直接去北京市委大楼宣布“夺权”，成立了“北京市夺权委员会”。他们把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机构的大印用布袋子一装，就马上行使对各区县的领导；还立即成立了“抓革命、促春耕火线指挥部”，并拉着刘建勋、吴德一起工作，夺了权就行使权力。韩爱晶认为要与工人阶级在一起，他不买聂元梓的账。至于谭厚兰，和一帮搞理论的笔杆子在北京饭店设个机构筹备夺权，不声不响为后来市革委会成立后掌实权在谋划。
蒯大富回忆说：对北京夺权我不太关心。韩爱晶那里我只派个人去参与而已。聂元梓找我的时候我心里特反感，整个北京学生反工作组整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怎么听不到你一点声音？现在看见上海夺权了你也想夺权了，肯定是想当北京市市长。我现在都这么说她。
虽然各个造反派组织都积极地参与北京市的夺权斗争，但他们也都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当时中央提出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所以，要夺权必须先联合。于是，1967年1月27日，北京大学校文革（那时还没有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和中国科学院、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组织以及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石景山发电厂、新华印刷厂等20多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倡议书》提议：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全面夺取北京市的领导权！《倡议书》还若有所指地写道：“搞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来抢权吗？不成！想‘下山摘桃窃权吗？不成！搞阶级调和、大杂烩式的夺权吗？也不成！打着造反旗号，搞名夺实保的假夺权吗？更不成！”
从1967年1月28日起，这几十个组织派人在北京市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和发传单，并出动广播车在大街上广播《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可谓声势浩大，仅28日一天，就有200多个群众组织到倡议单位指定的7个联络点报名，要求参加“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毛泽东强调夺权必须实行三结合，“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胎死腹中
1967年2月4日，没有参加“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的北航红旗提出：取消“夺权斗争委员会”和“革命造反公社”的称号，统一使用“北京人民公社”的名称。2月10日，北航红旗在他们主办的《红旗》报上发表社论《“北京人民公社”万岁》，社论中说：“‘北京人民公社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革命群众联合组成的政权形式。广大的革命群众可以直接地参加国家管理。”
2月5日，地院东方红总部发表声明，退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据地院东方红总部负责人讲，是因为已参加了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处，没有必要再参加另外一摊子。他们认为，聂元梓、蒯大富的做法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还表示对“夺权斗争委员会”不了解。他们主张大联合，先按系统联合。
尽管这些造反派组织都在费尽心机地谋划如何在北京市夺权中抢得先机，占据有利地位，并为此你争我夺，甚至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他们提出的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和“北京人民公社”的行动并没有表示承认和支持，而是派了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来主持北京市革委会的筹备和成立。据《首都红卫兵》1967年2月18日报道：谢富治副总理亲自抓北京市的大联合，大夺权。他于1967年2月6日下午，接见三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三个司令部联合，成立“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谢富治指出，目前在大联合中，学生各组织互相吞并是不对的，应该联合。大联合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到了2月9日，谢富治又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的大联合道路是：工人搞工人，学生搞学生，农民搞农民，然后大联合。他在谈到夺权问题时说，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三结合，否则中央不承认。
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聂元梓任核心组组长，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任副组长。之后，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革命职工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和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谢富治为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为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都当上了常委。
曾经喧嚣一时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就这样胎死腹中，再也无人提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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